“用工荒”与“就业难”并存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汪孝宗I 北京、安徽报道

　　“民工荒”再度袭来，不过这次，范围更大。

　　前所未见的是，随着中国经济版图的悄然变化，“民工荒”席卷东部经济发达省份的同时，中西部农民工输出大省也出现了“民工短缺”，并由此拉开了中西部与东部争抢农民工的序幕。

　　据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全国103个主要城市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从金融危机期间的0.85，大幅回升至0.97，接近2007—2008年的历史最高点。

　　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统计显示，截至2010年底，安徽全省缺工超过50人的企业达2300余家，缺工总数达到25万人；湖北省劳动就业管理局披露，今年湖北省劳务输出人数预计将缩减10%～15%，减少外出人员至少100万人，湖北省内的用工缺口约有60万人；重庆的有关数据显示，有430万农民工在外地区就业，而今年重庆市内的企业对劳动力需求将增加55万，也出现大面积“用工短缺”……

　　这场正在上演的东西部劳动力争夺战，是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产业结构调整和社会经济转型的失衡还是必然？当代产业工人就业，更看重什么？更需要什么？企业招到人，留住人，最应依靠的又是什么？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分赴山西、陕西、安徽、河南等地，实地深入调查“民工荒”真相。

　　“产业工人”赢得尊重了吗？

　　张丽丽是来自安徽的农民工，19岁就开始出去到上海打工。

　　“在外面一呆就是好几年，工作一直比较累，尤其是当生病、亲人不在身边的时候，这时特别想家，这是我在外打工经历中留下的最为痛苦的记忆。”张丽丽说。

　　今年春节前，张丽丽为了照顾准备上学的孩子，不得已才离开上海，通过亲戚介绍回到老家安徽阜阳的一家企业工作。

　　“家里现在都办厂了，以后不会再出去了。”张丽丽一脸欣慰地告诉记者，“在外面比家里苦多了。工作累不说，孩子无法入学，而且物价太高，出门什么都要花钱，各种开销就受不了。在家乡这些都省了，可以照顾老人、小孩，照看地里的庄稼。”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张丽丽现在的同事中有70%以上，都是来自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返乡农民工”。而正是由于大量的农民工“返乡”，才造成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用工荒”。

　　事实上，面对东部沿海地区来势汹汹的“用工荒”，有关专家明确指出：企业仅仅靠采取提高待遇、降低门槛的办法来应对，这或许能取得一时之效，但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破解“用工荒”的根本途径在于加速推进农民工的“产业工人”进程。

　　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一份调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第二产业就业人员中，农民工占57.6%，其中加工制造业占68%，建筑业占80%；在全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农民工占52%；城市建筑、环保、家政、餐饮服务人员90%都是农民工。

　　而早在2004年初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就明确认定“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后的2006年1月，《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再次充分肯定了农民工的历史地位与作用，称“农民工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他们为城市繁荣、农村发展和国家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农民工的辛勤劳动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承担着城市最累、最苦、最脏、最险的工作，但多数企业还没有把农民工当成稳定的产业工人。他们与城市产业工人相比，享受不到应有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待遇，游离在社会保障之外，处于城市里的底层。

　　有关专家认为，没有户口、子女上学受到各种限制和不公正的待遇，以及过高的消费水平、较差的生活环境、高房租、高房价，甚至受到城里人的无端指责和歧视等等，使他们逐渐对打工的城市失去了信心，而这才是“民工荒”的内在原因。

　　而加快推进农民工的“产业工人”进程，有待于政府尽快调整城镇管理政策，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为农民工融入城镇提供必要的条件。同时，要切实提高农民工的政治、经济、社会待遇，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让农民工像市民一样在城市“体面地生活”。

　　缺工人源于缺待遇

　　有专家认为，新一轮大面积的“民工荒”是因国际金融危机后不少企业减产、停产，大幅度裁员以后出现的用工反弹。这些企业接的大都是“短单”和“小单”，带有很强的季节性和临时性。一旦后续订单无法跟上，这些农民工将再度被裁减。

　　正因为多数企业缺乏用工的“长效机制”，让农民工缺乏安全感与稳定性，致使农民工的流动性增强，从而引发企业季节性或临时性“用工短缺”。

　　实际上，“民工荒”并非今年才有，早在金融危机之前就已经出现。只是那时局限于珠三角地区，其他地区并不明显。但是今年的“民工荒”尤其严重，甚至蔓延到中西部地区。

　　除了大的社会用工环境因素外，这其中与用人企业的管理制度、管理方法有很大干系。

　　“1996年，在我16岁时就去广东打工，工资很低，只有300～400元。那时生活很困难，一天才吃两顿，根本吃不饱，还要经常加班，搞得人又累又饿。为了省钱，我常常不吃晚饭就睡觉。”面对记者，常年在外打工的李满霞忍不住眼圈湿润，露出一脸的难过。

　　她说：“2005年，我去了北京，做电子产品。在北京的时候，计件工资也就1000元左右，好歹解决了温饱问题，不再挨饿了。出去打工有10多年了，虽然挣了一点血汗钱，但给我留下的几乎都是辛酸记忆。”

　　显然，李满霞的经历是上一代农民工的共同经历。

　　在中部省份安徽，记者在实地采访中发现，用工制度规范、工资待遇较高、生产生活环境比较好的企业，春节过后外来工返厂率达80%以上，甚至更高，招收新工人也相对容易；而一些工资待遇低、生产生活环境差的企业春节过后普遍存在缺工问题，缺工率达30%～60%。

　　有专家分析认为，农民工权益诉求与现有企业管理制度设计之间存在的不对称，可视作东部地区“民工荒”的一个深层诱因。

　　因此，专家建议，企业应该合理提高农民工的薪酬水平，改善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创造更多在岗培训和业余学习的机会，支持他们对自我发展的追求。学会“用良好的信誉吸引人，真正的关怀温暖人，良好的待遇留住人，优良的环境培养人”。

　　“解决用工荒，企业本身要提高员工待遇，实行人性化管理，才能留住工人。”来自江苏常熟、在安徽阜阳投资建厂的企业家贝建英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据贝建英介绍，他们厂工人的生活条件相当好，宿舍每间最多3～4人，有各种文化娱乐活动设施，员工生日厂里还会送生日蛋糕。他们厂去年开始就在落实社保。目前，他们厂90%以上的工人都工作了半年以上，流动性很小。

　　“能在我们公司持续工作两个月以上的员工，‘五险一金’等社保基本上都可以解决。如果给员工办了社保，员工队伍就会明显稳定一些。”来自安徽凯乐公司管理层的谢军认为。

　　阜阳一家企业的职业经理人张建法表示：“我们从事的纺织业是劳动密集型，工作强度大，员工流动性也很大。我厂主要是提高工人的待遇来稳住员工，从食、住、精神文化多方面着手，鼓励每位工人都办理社会保险，减少流动性。”

　　“我觉得解决用工荒，更重要的是要改变思维方式，用科技创新改善用工情况。比如运用高科技手段，提高自动化水平来减少员工数量。”张建法说。

　　事实上，不少企业已经清醒认识到，工人紧缺的背后是靠人海战术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已经面临产业升级的压力。只有加快生产技术的升级换代，改变用人观念，这样企业才能摆脱民工荒的尴尬。

　　“新生代农民工”的权益挑战

　　今年19岁的史梅青春靓丽，面容清秀，是典型的“新生代农民工”。17岁时，她就开始外出打工，至今已有两年的打工生涯。

　　“我开始在宁波一家服装厂上班，每星期休息一天，平时也很少加班，劳动强度不算太大。工资也感觉挺多的，一年能剩1万多元。但仍然觉得挺辛苦的，没有上学时那么开心，压力太大，约束太多。”当史梅谈起打工的感受时，这样告诉记者。

　　史梅说，她始终感觉“在家乡工作舒服一点，也可以照顾家庭，不用那么想家”。尽管工作上有“很不开心的事情”，但只要有家人在身边陪伴，就感觉没什么大不了的。“将来有机会也想再出去见识一下世面，不过等有钱了再作打算。”

　　而年仅20岁的打工妹张青，在福建打工一年多了，每月收入也有2000多元。张青说，这次选择回家打工，主要原因是因为“想男朋友了”。“以后不想离开家，也不想离开男朋友了，对以后的生活暂时也没有什么计划。”

　　“现在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和以前的农民工完全不一样，他们注重的是工作和享受并存。”来自鄂尔多斯羊毛衫厂的高管王世军告诉记者，公司在周末放映最新的电影，举办篮球、乒乓球等各种比赛来丰富工人的文化生活。除提高业务水平以外，公司的另外一个目标就是要给员工创造一个和谐的生态小区。

　　很明显，新一代农民工觉悟的提高、权益意识的增强，已令不少传统企业开始向更人性化的管理模式转变，这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真实体现。而随着60后、70后农民工的逐渐老去，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粉墨登场，成为企业用工主体，开始影响、甚至决定着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

　　“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择业时，更加关注工资待遇、企业前途、工作环境、发展空间、权利保障等因素，工资待遇不高、劳动者权益保护不到位的企业，对他们很难有吸引力。”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认为，与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更注重个人的自由、个性的张扬，对“吃苦耐劳”等传统价值观进行着无情的颠覆。

　　实际上，就行为特征而言，“新生代农民工”已告别父辈们的“温饱”与“节约”的打工方式，更倾向于“发展”与“享受”打工方式，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期望值更高、融入城市的意愿更强、消费观念更为开放、对自身权益的维护更加注重，但唯一不足的是缺乏“职业生涯设计”，对未来的生活有憧憬，无规划。

　　也有专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已不愿重返农村，而希望通过努力融入城市，追求与市民相近或相同的生活水准，并希望在企业经营、社区发展、国家政策等公共事务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企业在善待农民工的同时，应为农民工规划“职业生涯”，让农民工感到有发展前途。

　　“技工荒”倒逼职业教育

　　“民工荒”其实更多的是“技工荒”，即缺少技术工人或技能熟练的工人。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认为，东部沿海省份经济快速发展多年，消耗了大量的资源、环境、土地等要素，现有条件下再也无法支撑快速发展的需要。现在必然要向高新技术产业、高端制造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转变。他们未来的发展已经无法靠增加就业、增加劳动力供给来解决，他们需求的将是素质更高、经过专门培训的劳动力。

　　事实上，早在金融危机前，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就开始进行产业升级，实施“腾笼换鸟”策略。长期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开始逐步退出经济舞台。

　　“目前，长三角、珠三角更缺技工，即有一定技术、特殊技能，能适应产业升级要求的高素质农民工。由于多方面的因素，这种用工短缺不会马上缓解或消失，涨工资也不可能立竿见影。因为产业升级和人才培训都需要有一个过程，可能需要3～5年、甚至更长时间。”同长三角、珠三角有劳务输出合作关系已经5年的阜阳市劳动就业局局长慕朝辉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事实上，作为全国闻名的劳务输出大市，阜阳市每年有250多万农民工外出务工。然而，阜阳市也出现了“用工短缺”现象，特别是技术工人和技能熟练的工人。

　　今年春节前，来自苏南的投资商季建康看中了阜阳市人力资源比较丰富的优势，决定来阜阳办服装厂，旨在扩大经营规模，全力在阜阳发展。因为服装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苏南地区无论工资多高，也很难找到更多技术工人了。

　　然而，季建康在阜阳开出几乎和苏南地区相同工资待遇，甚至包吃包住，每人每月比在苏南地区大概要多支付100元左右，但仍然招不到更多的技术工人和技能熟练的工人。原本需要100多人的厂子，目前仅招到了数十人，相差一多半。

　　“尽管这里的人力资源很丰富，劳动力成本也不低，但经过培训的技术工人和技能熟练工人太少了。看来不能急于扩大规模，还要从长计议，从培训熟练技术工人开始。”季建康慨叹道。

　　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阜阳市教育局局长胡涛认为，“民工荒”说明中国轻视职业教育的“积弊”已久。由于受“学而优则仕”思想的影响，多数学生家长“重仕轻工”，造成多年来大学招生出现“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象，国家公务员考试人数也“屡创新高”成为“第一国考”。而职业技术教育却“乏人问津”，造成招生困难，举步维艰。

　　“产业升级和企业技术水平提升的最重要环节是培养高素质的技术工人，而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是培养高素质技术工人的关键。”胡涛认为，目前职业技术教育因得到的公共经费很少，发展缓慢。而企业的教育培训责任也体现得远远不够，投入太少、功利性太强。

　　胡涛建议，国家提高职业技术教育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制定科学合理的发展战略规划和目标，改善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环境，大幅提高职业技术教育经费在整个教育投入中的比重。同时，积极推动职业技术教育向免费教育发展，并优先在中西部贫困地区实现。

　　中西部发展“就地取材”

　　近年来，长三角、珠三角乃至传统人力资源输出大省出现的农民工“短缺现象”，从积极的意义看，标志着农村劳动力开始从“无限供给”转化为“有限过剩”，从而使农民工逐渐成为“稀缺资源”。

　　随着中西部省份经济的快速崛起、农民收入的明显提高，他们和东部经济发达省份差距的迅速缩小，也为农民工群体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农民工外出务工不再是“唯一选项”，外出务工的意愿已“显著降低”。

　　事实上，中国区域经济版图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金融危机后，国家已先后批准了十多个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步伐明显加快；同时，各地也在全力推进产业升级与结构调整，东南沿海地区已加紧对目前的经济产业结构进行升级和调整，对中西部地区实施有序的产业转移。

　　为顺利实现产业转移，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中要求，“依托中西部地区产业基础和劳动力、资源等优势，推动重点产业承接发展”。

　　为抢占先机，安徽、四川、重庆、湖北、湖北等中西部省份纷纷打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招牌，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将原本把东部沿海城市作为主要生产基地的各类劳动密集型企业，吸引到各自的经济开发园区中。其中，安徽的皖江地带还有幸成为“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有意识地吸纳长三角企业的资金、技术和高素质劳动力资源。

　　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中西部地区吸收外资的比重有所提高，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增幅超过东部地区。东、中、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85%、6.5%和8.5%，分别比上年同期降低1.2个百分点、增加0.6个百分点和增加0.6个百分点。

　　而且，在合肥、武汉、成都、重庆、西安等中西部城市中，无论是城市基础设施，还是农民工的用工数量、工资待遇和生活水平已和东部城市相差无几。加之东部各类加工企业和台资、外资劳动密集型企业大举西迁，造就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许多农民工不愿再“舍近求远”外出打工了。

　　因而，有专家“建言”：东部地区一方面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农民工保障制度，改善农民工的生活、工作环境，提高工资待遇，吸引部分农民工回流；另一方面，从信贷、税收等方面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保障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才能保障农民工的工资待遇提高、工作环境的改善，留住更多的农民工。

　　“重”山西，不缺工

　　因经济结构偏“重”，加上根深蒂固的本土情结，山西并未出现普遍意义上的“民工荒”。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韩文︱山西太原报道

　　4月中旬，在太原市长风大街，山西省重点工程——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正在紧张的施工建设中，作为第六届“中博会”(中部投资贸易博览会)的主会场，这个投资10亿元的项目将于6月底前完工。

　　山西八建集团项目经理王长青告诉记者：“要求两年时间完工，工期紧、任务重！所以工人得加班加点干，更不敢缺了工人。”

　　其实，在今年工人工资增长近30%的情况下，王长青并不担心招不到建筑工人，他的顾虑主要缘于河南等地即将到来的“农忙”季节。

　　“咱们的工人大部分老家是河南的。每年5月中旬的时候，河南工人就要回家种田，一走将近一个月，这个时候哪个项目都缺工人，对工程进度影响很大！”在建筑行业打拼20多年的王长青对此深表担忧。

　　与王长青担心“农忙”有所不同，太原市某家具生产企业负责人任女士焦虑的是传统佳节“春节”。

　　“几乎每个春节后，都有许多工人不辞而别。我们每年的节后都要到职业介绍中心招聘，年年如此，没办法！”任女士感叹。

　　正如任女士所述，每年春节过后，太原市大街小巷的许多店铺都会贴出招聘广告，其中以酒店、餐馆、洗车房、服装店等服务行业居多。而分布城乡四周的中小企业只能一次次往返于职业介绍机构。

　　太原市职业介绍服务中心职业介绍部凌俊部长认为：“所谓的‘用工荒’其实是一种炒作！如果企业管理规范，待遇良好，‘三险一金’都能到位，那么这种‘周期性’的用工短缺也不会出现。”

　　今年50岁的农民工王培山，来自河南濮阳，从18岁开始做建筑工人，30多年里，他从最初每天2元钱的工钱，到现在每个月都有四五千元的收入，王培山很知足。

　　“家里有4个孩子，每个月可以寄三四千元回家。”王培山告诉记者，虽然想家，但他表示，“今年不准备回家了，5亩地老婆一个人就能料理”。

　　本土农民工“恋家”

　　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的劳务输出一直落后于周边其他省份，除了受制于人口少的省情，更主要的因素则是地域文化使然。

　　“可能全国都知道‘山西人恋家’，所以山西人外出打工的不多。这客观上限制了山西农民工的外流，保障了本地区用工的富余。”山西社科院人口研究中心主任谭克俭表示。

　　山西吕梁市临县的小李今年28岁，5年前曾在广东东莞一家电子厂打工，后来由于工资待遇、生活习惯等因素回到太原的一家装饰装潢企业继续打工。

　　小李告诉记者：“在广东的湖南、四川、河南，还有东北人特别多，但山西老乡很少碰见。现在山西的就业机会也很多，待遇也差不多，所以就回来了。”

　　在太原火车站附近的职介所，在与工作人员的攀谈中，记者能从对方的语气感觉到“招工到外地并不容易”。

　　凌俊部长从事职业介绍工作16年，现在他任职的太原市职业介绍服务中心前身是太原劳务市场，主要服务对象就是来自农村、受教育程度低的“困难户”。

　　凌俊表示：“现在农村的年轻人几乎全跑到了城市，而山西农民工愿意出去的又少，所以山西劳动力供应相对充足。即使一些苦、脏、累的工种，费些周折也是能招到人的。”

　　产业结构为用工“减压”

　　位于太原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富士康(太原)科技工业园是台湾富士康科技集团在大陆投资建设的七大科技工业园之一，园区目前拥有工人8万余名。

　　虽然富士康用工数量庞大，且常年不间断进行招聘，但一位自称富士康人才招募中心的顾经理表示，“富士康在太原并未出现‘用工荒’的情况，招聘一直在平稳有序进行。”

　　太原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监察大队任晓斌队长告诉记者：“包括富士康在内的园区上千家企业并没出现‘用工荒’或‘抢招农民工’的现象，一切都很平静！”

　　其实，在山西像富士康这样的劳动密集型的特大企业并不多，更多的大型企业都集中到了能源领域，而这一领域恰恰是以机械化为主，对工人的需求数量极为有限。虽然金融危机之后，山西重点工程蓬勃发展，但山西农民工在建筑领域谋生者并不多，这一领域主要集中了河南、四川、江苏等地农民工。

　　“山西没有像东部发达地区出现‘用工荒’，根本原因在于山西的产业结构偏重，转型还不到位。”谭克俭主任表示。

　　此前，曾有媒体报道，同煤集团塔山煤矿井下工人和地面管理人员加起来不过600人，而塔山矿的年产能已达到1500万吨。这样一个高产矿井，如果按照传统的开采方式，用工人数至少要突破3万人。

　　而眼下，山西省正在实施的煤矿重组正在全力推进，与塔山煤矿相似，未来山西的煤炭行业将会更加集约、高效，工人需求将会越来越少。即便如此，煤矿基于多方考虑，山西农民工在煤矿工人中的占比也很小。在冶金、电力、焦化、装备制造等山西其他支柱产业，用工数量同样少之又少。

　　“山西缺乏技术密集、劳动密集型的企业，所以用工岗位有限，因而并未出现事实上的‘民工荒’。” 谭克俭主任分析，“随着中央惠农政策的落实，农民的收入也在逐年上涨，几乎与外出打工差距不大，以后必然会出现部分农民回乡的情况，到那时是否会出现用工紧张就不好说了！”

　　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政策研究室主任秦绍璇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也明确表示：“山西当前并不缺农民工，更谈不上‘民工荒’，我们还在培养、输出。”

陕西农民工：有理由回家

　　不愿“给交通事业作贡献”。只要家乡有了完善的社保和守信的雇主，陕西娃更愿回家挣钱。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王群︱陕西西安报道

　　老杨终于不再神秘兮兮。

　　“总算有了自己的产业，再也不去浙江了！”

　　4月15日上午，家住西安市长安区石佛寺村的杨晓民在自家的院子里一边调试着一台刚从浙江发来的小型印刷机，一边对记者说。

　　据了解，3年以来，一直在浙江温州一家大型印刷厂打工的老杨今年春节过后总是以各种理由推迟回厂，杨嫂对此大为狐疑。

　　“昨天下午我才知道，他注册了个西安新阳光印刷厂，设备是昨天晚上从北郊(物流中心)拉回来的！”杨嫂告诉记者。

　　带着一脸喜悦，老杨告诉记者，年年给人打工，年年紧紧张张过日子，家里三个孩子让人不敢闲着。春节回家的火车上他都想好了，哪怕借钱都要自己弄个厂，好歹比给人干强。于是10多天前，他经人介绍，从长安信合贷了3万块钱，又四处筹了2万多，买了一台小型印刷机，再花3000多注册了个厂子。

　　“咱就成老板了，以后挣多挣少都是自己的！”

　　很多打工归来的西安人，都像是老杨，回家的理由很多。

　　回家，挣钱“实落”

　　记者从西安长安区相关部门了解到，该区目前在外务工人员将近10万，但这个群体相对不固定，原因有以下三点。一是这些人里大部分人都没有一技之长，出外打工单纯看工资高低，于是就形成了“今年下广东，明年上新疆”的辐射外出；二是陕西人普遍恋家，不像其他地方“一人外出、全家跟随”，往往是平时思乡、农忙回家，一年到头落不下钱；三是春节回家后就不再想着“再回去”，而是就近找活，不想再“出去折腾”，还能照看家里。

　　同样隶属长安区的兴隆街道办则依靠“西部大学城”风风火火的建设安排了不少低端劳动力。

　　“一个普通的妇女一天能挣50块左右，就干些擦玻璃打扫卫生之类的简单的事情，而一个男大工一天则能挣120块。”兴隆街道办主任任浪告诉记者。

　　任浪分析说，该街道的务工人员可分成三类。一是就近在大学城打短工，干“天天活”，每顿饭都可以回家吃，“挣钱实落”；二是到西安市郊区挣城里人的钱，早上骑电动车或自行车去，下午回自家，一个单程只要40分钟左右，一天能挣100块左右；三是一些稍微有点资本和关系的人就在邻近的宝鸡或者咸阳包活，顺便带上自己村子的劳力，一年平均能挣10多万。

　　“这很实在，如果去外省打工，一年落不下钱，几乎都给交通事业作贡献了。我老家村子有一批人，说是在东莞给人做工，结果过年回来没路费，还要家里打钱，挣啥钱呢！”任浪说。

　　记者在采访中，通过延安洛川县委宣传部以及安康旬阳县委宣传部电话联系了目前已在温州某制衣厂连续工作3年多的洛川“90后”农民工小李和在深圳某电子企业工作了9年的旬阳“70后”农民工老安。他们共同表现出归乡的心情，但又担心回来后的收入和社保问题。

　　制度规范不愁没人

　　基于陕西人的种种情结，在外“心难安”和回乡担心“工资低”、“待遇不好”，长安区老杨回家办自己的厂又诠释了回陕农民工的另一种对生活和未来的态度。

　　那么，在陕的大企业和本土的陕西企业又是如何“留住”农民工的呢？《中国经济周刊》把采访对象锁定在陕西最大的民营企业——宝鸡东岭集团。

　　由于有着良好的待遇和稳定的收入，该厂除养活15000名“正式工”外，还吸引了来自陕西本土和邻近四川以及甘肃的3000多农民工从事低端计件工种。

　　据该集团招标办王楠主任介绍，他们成立了专门的部门管理这3000多农民工，还制定了相应的很齐全的待遇和福利制度，东南沿海出现的“用工荒”，他们厂子从来就不存在，也根本不用在节后“愁人手”。

　　对农民工问题颇有认识的王楠介绍说，相对于陕甘宁青新五省区，除了以高海拔、高工资养人的青海；以恶劣气候对应高收入留人的新疆外，陕西本土的农民工就业主要分布在省内民营企业和房地产开发领域，即对一般普工和建筑工的需求，这两者要占去农民工队伍很大部分。

　　因为基本上确保干一月就有2000多元的相对稳定的收入，还能享受集团公司提供的一系列正式工的待遇，王楠笑着对记者说，东岭集团还没闹过“用工荒”，而且随着集团公司新业务的不断开展，每年还在新增用工数量。

　　随后记者在西安市高陵县泾渭工业园区对建筑工地的走访也间接印证了王楠的一些观点。

　　由于泾渭工业园区的加大建设，不少房地产企业在此“占地开发”，从而需要大量的农民工建设者。据记者走访的在该区域最大的两家房企开发商陕西中强建设集团和陕西龙江房地产公司后发现，由于西安市针对农民工用工方面的一系列规范，该区域也没有出现所谓的“招工荒”，反而是很多当地人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岗位而被迫外流。

　　陕西中强建设集团总经理崔中利告诉记者，按工程进度发放包工头和农民工工资基本上他们没有出过问题，集团的各项收入完全能保障一切开销，没有听下面各个工地出现人手问题，连工地就近村子的很多劳力都在工地上做活，甚至还包括一些家庭主妇，她们就近挣钱，就近照看家人和孩子。

　　陕西龙江房地产公司总经理江昊洪因为是农民出身，在解决农民工问题上更是饱含感情，在他的工地上，很多来自四川的农民工都说江总是一个好人，经常来工地看望慰问大家。

　　“我在这儿干了3年活路，我老婆子也在工地灶上做饭，今年大年初四过来时还喊了10多个老乡一起来了。”来自四川自贡的农民工老尹对记者说。

　　由于管理土地工作，经常会到辖区各工地查看，高陵县国土资源局局长何建斌告诉记者，泾渭工业园区目前大概有近万名各地农民工在此干活，县上对这些人的各项政策都很好，但主要体现在杜绝拖欠工资上。

　　“农民工要求不高：只要我干了，你把工钱给我就行！”何建斌说。

　　西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处处长王晓杰认为，随着西安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和本地经济的发展，其与沿海地区之间的岗位工资差距已经越来越小。本地岗位越来越多，承接劳动转移的能力也在增强。所以很多人选择了“留下来挣钱”，而邻近省份的农民工也就选择了“就近挣钱”，这是西安乃至陕西“不缺人手”的主要原因。

　　至于春节后陕西就业市场所呈现的是一种季节性用工短缺，王晓杰认为，这并非真正的用工荒，主要问题是劳动者的期望值与用人单位所能提供的机会以及薪酬不太相符，但只要薪资的给取逐步平衡，这种短暂的“用人荒”就会应刃而解。

　　河南：劳务输出大省的“招工难”

　　大型企业集团的入驻，改变了河南省内的就业市场生态。而进一步的产业升级，更将注定改变这个劳动力输出大省的人才观与就业观。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王勇·李姗姗︱河南报道

　　“有多少人要多少人，只要能招来。”

　　4月8日，一位长期为河南某大型食品企业招工的孔经理对着电话喊，“管吃住，没干过也没关系，有师傅手把手带，月保底工资1500元，干熟练了工资还会更高。”

　　而对于工人的唯一要求则是“身体健康就中”。

　　此番语境下，昔日第一劳务输出大省河南亦陷“招工难”？

　　政府坐镇，助力招工

　　“用工荒”对河南这样有着上亿人口的大省来说，似乎是一个陌生的概念。

　　不过，随着“用工荒”从南方沿海城市波及开来，“招工难”的地域和工种范围不断扩大，河南企业用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美好时代”亦不复存在。

　　“不好招，流动性太大，员工流失率一半以上。”上述食品企业的一位负责人向《中国经济周刊》慨然长叹，现在招工都变成细水长流，得天天招，年年招了。

　　为应对招工难题，各地企业纷纷挖空心思“招兵买马”，并期待能最大限度地“留人”。

　　“从去年开始，我们将员工的工资普遍上涨30%以上。”郑州思念食品有限公司的一位高层向《中国经济周刊》透露，此外，公司还对员工的住宿条件、伙食等方面进行了改善。

　　事实上，从去年开始，上调工资已成企业应对招工难题的“杀手锏”。不过，这并未解燃眉之急。

　　与思念食品并肩的另外一家河南食品巨头的内部人士透露：“过完年马上到旺季了，急着用人，每个负责招工的都下了指标和任务，为了激励招工，厂里还规定，凡是招来一个工人能干够一到两个月的，就给200元的奖励。”

　　除了企业“重金”奖励招工之外，政府也在帮忙。

　　“为了让代工巨头富士康落户河南，政府承诺‘帮忙’招工。”3月9日，河南省郑州市政府的一位官员向《中国经济周刊》透露。

　　2010年6月，经过多省激烈的竞争富士康最终“花落”郑州。从签订协议到投产，仅用了两个月，富士康郑州工厂已有2万名员工上岗，而这背后不乏河南省各级政府不懈努力的身影。

　　据了解，从去年6月，河南省政府开始筹划富士康招工事宜，设立了“富士康科技集团招聘培训员工协调小组”，“要求各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积极协助富士康在豫招募培训员工工作。”

　　而除了人力资源市场的招聘外，“河南18个地级市的政府都分了数额不等的招工指标。”上述官员坦言，每个地市的招工进展要每天向协调小组办公室报告，为了完成任务，有的还补助路费，免费体检等等。

　　功夫不负有心人。截至2010年底，该省共向富士康科技集团输送员工8万多人。

　　这只是沧海一粟。

　　《中国经济周刊》在采访中了解到，为使农民就近就地实现转移就业，河南各级政府利用乡、村平台为产业聚集区及重点建设项目进行招聘工作。在河南安阳，滑县结合牛仔服装城、电子公司用工需求开展招聘服务，安阳县则根据冶炼、纺织产业聚集区用工情况，在乡镇举办招聘洽谈会等等，形式各异。

　　产业转移引发回流潮

　　河南的招工市场缘何上演如此惊人逆转？

　　“这和河南经济快速发展，承接产业转移力度的不断加大有很大的关系。”河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杨郑生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

　　近年来，随着制造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内地转移，河南各个县市都在加大承载产业转移力度，这亦为农村富余劳动力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仅富士康、海马汽车、格力电器等几个项目，就能为河南增加60万个工作岗位。”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农民工工作处处长吕志华向《中国经济周刊》坦言。

　　吕志华表示：“河南去年劳动力转移新增部分主要在省内，省外有所下降，今年回流的人数还会加大，预计省内转移就业人数首次超过向省外输出的人数。”

　　事实上，从目前整个招工状况看，劳动力随着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往内地转移已形成趋势和规模。而富士康入驻河南，其无论从技术含量、项目规模还是产业影响无疑具有标志性意义。

　　不过，最为瞩目的则是其30万的用工规模对河南劳务输出市场的影响，其所引发的河南籍员工回流现象，也引起了各方的关注。

　　24岁的胡胡，是河南郏县人，在深圳富士康工作5个年头后，已是线长的他，每个月能拿到3500元以上，去年富士康落户郑州之时，他选择回到郑州厂区。“工资也没变，待遇还一样，每年可以多回家几次。现在线上的工人85%以上都是河南人，有的是一个村的亲戚一起来的。”胡胡说。

　　而用工“大鳄”富士康的到来，引发的不仅仅是用工回流现象，更是搅动了整个河南用工市场。

　　“富士康薪酬待遇等方面相对河南本土企业要高，这对很多人来说是具有吸引力的。”杨郑生表示，除了收入之外，富士康相对规范的管理，完善的福利及劳动保险和职工医疗保险等，也使本土企业感受到最大压力。

　　“这只是一个开端，随着更多制造业入驻，未来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会加剧，会对本土的用人企业带来冲击。”杨郑生认为。

　　春江水暖鸭先知。

　　“现在感觉影响比较明显的是劳动密集型企业。”郑州市就业服务中心的一位负责人向《中国经济周刊》坦言，像思念、三全等劳动密集型企业，越来越感觉到了用工的压力。

　　目前，像思念、三全一样，大多数企业采取的办法都是提高企业自动化水平，引进先进生产线，以减少用工数量，并通过改善员工工作环境，增加工资和休息时间，提供一定的上升空间“留人”。

“就业难”已然成为“过往烟云”？

　　“用工荒”与“就业难”并存

　　“河南农村的富余劳动力为3200万，截至去年年底累计转移2360万，还有800万左右的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吕志华坦言。

　　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格局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就业压力还是很大，还有相当部分剩余劳动力就业困难。”杨郑生坦陈，与此同时，一线制造业、家政业、餐饮业等行业“招工难”的问题依然严峻。

　　“目前是，农村劳动者‘就业难’和企业‘招工难’两大问题相互交织。”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一位官员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这和新生代农民工成为用工主力和产业升级带来的变化息息相关。

　　河南是人口大省，也是农民工大省。2010年底，在该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总量的2360万人中，30岁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已占62%以上，这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已悄然成为企业用工的主力军。

　　而新生代农民工身上明显的时代特征对其择业观念影响重大。

　　“大多兄弟姊妹少，较之父辈，生活优越，没有挨过饿，没有受过冻，温饱问题在他们头脑里没有什么概念”，“忍耐力和吃苦精神远不及父辈”，上述河南某大型食品企业孔经理如是评价。

　　“那种工资不高、不包吃住、不签合同、不上保险、发展不大的单位，只有傻瓜才会去。”采访中，郑州思念的一位青年职工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当代农民工更强调“尊严”与“发展”，像父辈那样为了生存而不惜“委曲求全”的时代，对他们而言早已时过境迁。

　　“与上一代农民工明显不同，新生代农民工虽然户籍在农村，却大部分没有务农经历，他们拥有相对较高的文化程度，渴望融入城市，实现自我发展愿望。”杨郑生坦言，他们不同于父辈把打工挣钱作为唯一目的，在就业选择不仅看重工资，更看重福利待遇、工厂环境、企业声望以及发展机会等。

　　而如何改变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失衡的结构性问题，是未来政府部门和企业都不得不面临的一个难题。

　　“一方面，根据实际情况，针对性地增加劳动力技能培训，另一方面，企业要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思路转变，通过薪资、工作条件等吸引人。”杨郑生坦言。

　　安徽：“留守村妇”争夺战

　　除了“动员”、“围追堵截”返乡农民工，吃苦耐劳、做事认真的“留守村妇”也成为了不断增多的本地企业眼中的“红人”，待遇承诺更是不断升级。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汪孝宗 实习生 朱俊星︱安徽报道

　　“外出务工和建设家乡同样光荣”、“在家做事就是好，小孩成绩能提高”、“欢迎农民工兄弟返乡创业、就业”……

　　诸如此类的标语，在4月末的阜阳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和各乡镇街道上，处处可见。

　　此时，春节早已过去，各类企业也早已开工。作为安徽省第一农民工输出大市——阜阳市大街小巷的店铺门前还张贴着醒目的招聘广告，甚至连马路边公共汽车站牌、电线杆上也贴上了招聘广告。

　　2011年年初打响的中国东西部地区“农民工争夺战”仍在延续，阜阳依然“硝烟弥漫”。

　　用工企业盯上“留守村妇”

　　“我今年快40岁了，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么大年纪还出来打工。现在我家离工厂才三四里地，既能挣钱，还能照顾家庭，多好呀。”从来没有外出打工经历的许珍，见到记者就高兴地说个不停。

　　“以前要照顾家庭，没机会出去打工。现在孩子大了，镇里也有企业了，就出来了。” 许珍告诉记者，爱人在外地帮别人开车，家庭年收入好几万元，家里不缺钱。因为在家闲得慌，就出来了。“等以后有了孙子，家里需要照顾，就不再给人打工了。”

　　已近不惑之年的许珍是位“留守村妇”，家住京九铁路东侧的阜阳市插花镇。

　　插花镇作为阜阳市“重点中心镇”、“安徽省综合改革试点镇”、“全国500家小城市试点镇”，总人口有8万多人，是阜阳市人力资源最为丰富的大镇之一。由此，插花镇也成为全国各地企业争夺农民工的“重点地区”之一。

　　据插花镇党委书记宁险峰介绍，全镇16～60周岁的劳动力3.9万人，常年外出务工人员约2.1万人。其中，近一半是建筑劳务，其余为服装、电子等加工制造业，流出方向多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津京地区及新疆等地。

　　“往年插花镇农民工流出方式多以老带新、亲带亲为主。今年一反常态，早在春节前，省内外企业就纷纷深入乡村，上门‘抢招农民工’，用工需求显得十分紧迫。”宁险峰说，在多数农民工去向已定后，省内外劳动密集型的服装企业开始盯上了当地数以万计的“留守村妇”，打起了她们的主意。

　　实际上，在春节前后，不少省内外的服装企业已经在插花镇联系厂房，就近开设加工点。同时，大举进入各个自然村招聘为数众多的“留守村妇”，让她们就地进入服装加工点上班，并许诺以优厚的工资待遇，甚至包吃包住。

　　“鼎盛服装厂”是插花镇最大的服装加工点，是当地一名年仅29岁的年轻人陈鹏飞创办的，厂里有数百名“留守村妇”。这其实是一家上海服装厂因为缺工而在此设立的加工点，产品经由上海出口到日本及英国、法国等欧美一些国家。

　　“目前，我们提供的工资待遇现在能达到上海等大城市的水平。由于厂房和很多专用设备相当有限，暂时没办法扩大规模，只能给予优厚待遇来留住当地的员工，并吸引出外打工的优秀人才回乡工作。”陈鹏飞说。

　　而原先在服装工业学校上班的郭志国，也放弃了学校的工作，受上海、杭州等地一些“用工短缺”的服装厂委托，在插花镇就地为他们招聘“留守村妇”做服装加工。在郭志国的“荣泰制衣”加工点数十名工人中，几乎清一色都是结婚后的农村“留守妇女”。

　　“我们主要招聘‘留守妇女’，因为她们吃苦耐劳、做事认真。由于自己会服装裁剪技术，所以员工都是我亲自培训，培训一个员工大概需要一两个月时间。我们是计件工资，多劳多得，来去自由，工作压力不算很大。”郭志国说。

　　返乡农民工“招聘会”上的争夺战

　　事实上，早在2005年之后，特别是2008年以来，阜阳市根据返乡就业、创业与外出务工双向流动格局基本形成的实际情况，主动承接长三角地区产业转移、加速地方经济快速发展，连续4年在春节期间组织举办大型招聘会，为本地企业与务工人员搭建对接平台，也吸引了不少省外企业参会。

　　今年春节期间举办的“第四届返乡农民工招聘洽谈会”上，共有招聘企业403家，提供用工岗位8万多个。其中，本地企业252家，提供岗位5万多个；来自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和省内合肥、马鞍山等市的知名企业151家，提供岗位3万多个。

　　在招聘会现场，省内外企业与本地企业展开了一场返乡农民工“争夺战”：各用工企业的工作人员忙碌于台前台后，有的在散发企业相关资料，有的在解答求职者的询问……大多数用工企业招聘人员还主动走进人群与返乡农民工“打招呼”，热情邀请他们去应聘。

　　为了招揽人气，合肥一家服装公司的招聘人员在招聘会上高声“叫卖”。该公司工作人员称，现在订单非常多，但是工人太少。“这边劳动力丰富，我们过来就是想多招些工人，我们企业是在‘等米下锅’。”

　　有的企业甚至“不惜重金”，开出了颇具诱惑力的优厚待遇吸引返乡农民工。

　　如美的集团芜湖美智空调设备有限公司称，每月平均工资2300元，就餐补助300元，免费提供下午茶、夜宵，免费接送市内员工上下班；免费住宿，配备空调、彩电、洗衣机；除购买五险外，另设全勤奖、高温补贴、优秀员工、慰问金、工龄工资等等。

　　另一家省外加工制造企业许诺，“每月到时发放工资，绝不拖欠职工工资”、“在公司工作满一年的，一次性加发个人全年工资总额的10%”，并提供“免费住宿，有暖气，免费洗浴，食堂伙食好，保证吃饱、吃好……”

　　在招聘人数上，参会企业都“狮子大开口”，动辄就招三五百人。其中，合肥市一家太阳能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出了现场最大一笔订单——计划招聘5000名工人。“都是为了业务需要，但目前报名情况并不理想，只有几十个。”该公司工作人员无奈地说。

　　4月份，为解决省内企业和本地企业的“用工缺口”，阜阳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春风促就业、岗位送下乡”活动，再次将多场招聘会开到各乡镇农民朋友的家门口。

　　其中，主要招聘对象是就地、就近就业和准备在省内务工的各乡镇农民工，而招聘单位也主要是阜阳市大型工业企业、招商引资企业和皖江示范区产业转移企业。

　　“围追堵截”返乡农民工

　　实际上，这场“农民工争夺战”在春节前就已爆发。

　　“鉴于近日有大量外地企业到我县抢招农民工，请各乡镇党委、政府组织村干部进村入户，深入车站码头，做好农民工思想工作，动员他们到园区企业务工。”这是春节前阜南县工业企业用工服务领导小组印发的一份文件的内容。

　　为了同外地企业争抢农民工，阜阳市各级政府春节前就做好了企业空岗信息的收集整理，把当地企业空岗信息印制在卡片上，在人群聚集较多的汽车站、火车站、步行街、大型超市等地派发，同时，在春节期间组织缺工企业深入到离职返乡农民工较多的乡镇、村居等地，有针对性地举办专场招聘会。

　　当时，众多企业在阜阳全市范围展开“围追堵截”农民工的行动，火车站、长途汽车站等农民工聚集场所设置宣传咨询点，通过拉横幅、发传单、现场咨询等方式做宣传，并让农民工填写报名表，希望返乡过春节的农民工能在今年春节后去他们的企业上班。

　　在火车站外广场上，也有一些人在向过往旅客发放招工资料，有人将招工资料贴在电线杆、公交站牌上，甚至有人举着“高薪诚聘”的牌子，向过往旅客大声吆喝招揽，颇有“急不可耐”的味道。

　　直至3月份，在阜阳火车站依然有一些企业的招聘人员，穿梭在出站口人群中，很热情地向肩扛、手提着大包小包行李进出站的旅客，有针对性地散发各类招工资料。

　　由于招工紧张，阜阳市劳务中介公司的“商业模式”出现了大逆转，劳务中介公司不再向农民工收取“中介费”，甚至倒过来“花钱买人”给用工企业，再向用工企业收取“中介费”或“劳务费”。

　　据阜阳市有关人士介绍，阜阳以前之所以成为全国最大的劳动力输出市，主要就是因为长期以来经济落后，本地没有什么工作机会，不得已才外出打工。“现在从沿海地区转移过来的企业多了，好多岗位等着人去做，所以政府极力引导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

　　在政府和市场双重手段的促进下，阜阳市返乡就业、创业人数逐年增加。截至目前，阜阳市返乡创业人员达2万多人，创办各类经济实体约1万个，吸纳就业20万多人，使阜阳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农民工“返乡潮”。

　　新生代农民工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肖翊︱文、图

　　看电影、上网打游戏、用MP3听《月亮之上》……新生代农民工已经鲜有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民形象。他们往往没有务农经历，对城市的认同也超过了对农村的认同。他们来自农村，却渴望融入城市；他们来到城市打工，不仅谋生存而且谋发展；他们不仅被用人单位选择，也主动自我选择；他们善于把握自己，力图通过个人奋斗实现人生价值。比起他们的父辈，他们有更多的期许。他们，就是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新生代农民工。

　　朱趁趁和朱莉莉

　　分别出生于1990年和1991年，老家都是河南，2011年2月来北京打工，现在都在一家生产点菜器的公司工作。

　　小张与她的男朋友

　　小张生于1990年，比男朋友小一岁，老家是内蒙古的，小张的男朋友在中钢集团工作，2011年2月小张也跟着来了北京，在中关村打工。

　　刘蕾蕾

　　1987年生，安徽人，2008年初来北京，白天在一家服装品牌店打工，晚上摆摊卖衣服。2010年已回老家。

　　孙凯

　　1989年生，山东菏泽人，曾在烤鸭店做过学徒，现在跟着父母经营在农贸市场里的蔬菜摊位，并且有了个4个月大的儿子。

　　小薛

　　1989年生，山东人，2011年3月来到北京，正在找工作。

　　小伟

　　1987年生，安徽安庆人，在首都机场的地勤工作，月薪1500元。周末，他跟着父母到被拆迁的工地上劈砖头。每块砖头将以0.35元/块的价格卖给有需要的人。

　　张亚飞

　　1990年生，河南人，在上地一家酒吧当服务员，月薪2000至3000元，在北京中关村旁边的城中村六郎庄租住着一间500元/月、七八平米的平房。

　　赵传方

　　1989年生，山东人，技工学校毕业后来北京打工，现在在一家酒店做电工物业的工作。